“十年光阴转瞬即逝，一些老邻居，还有他的亲人，没能等到入住新房那一天，便带着遗憾离世。居民心中充满迷茫，不知还要在外漂泊多久。”这是居民李先生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。笔者听后为之动容。十年间，近百位老人离世，无数家庭在租房与搬迁中辗转，而他们曾经的家——北京市丰台区分钟寺村的回迁房，至今仍是工地上的钢筋水泥。这场跨越十年的等待，究竟是谁的承诺?又是谁的失责?

十年回迁梦碎，问题何在？

分钟寺村的拆迁始于2015年，开发商北京嘉富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曾承诺“两年回迁”。然而，十年过去，村民的回迁房虽已交付，城镇居民的回迁楼却仍处施工状态，门窗未装、外立面未完，工地甚至鲜见工人身影。居民李先生的话道出了核心矛盾：“同样一块地，村民能回家，居民却被遗忘。”

事件暴露的问题层层叠加：

承诺失信与分配不公

拆迁之初，居民与村民被划分为“两类群体”，村民回迁房2022年交付，居民却至今无房可住。这种差异化待遇背后，是土地性质与补偿政策的模糊性，还是利益分配的失衡?

周转费停发加剧生存困境

每月5000余元的周转费自2023年起停发，居民租房压力骤增。李先生父母十年间搬家四次，70多岁的老人被迫适应颠沛流离的生活。官方解释称“需重新审核资格”，但审核流程为何拖延两年?

开发商失联与监管缺位

开发商电话成空号，住建委称项目涉及“违法违纪问题”，纪委介入调查却未公布进展。行政区划调整后，成寿寺街道办虽表示“在盯进度”，但施工进度缓慢、资金去向不明，监管责任如何落实?

法律救济通道受阻

居民多次信访、投诉，得到的回应仅是“等”。李先生家人虽被要求“重新提交材料”，但公示名单仅170户，多数人仍不知归期。法律赋予的救济权利，在漫长的行政流程中消磨殆尽。

律师解读：居民权益如何保障？

面对分钟寺居民的困境，北京京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从法律角度提出以下分析：

1. 开发商违约责任不可推卸

法律依据与责任认定：根据《民法典》第五百零二条，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。虽然口头承诺的法律效力相对较弱，但若拆迁公告、宣传材料或政府信函中明确提及“两年回迁”的期限，居民可主张该承诺构成合同要约，开发商需承担违约责任。

若开发商存在以下行为，居民可主张缔约过失责任（《民法典》第五百条）：

故意隐瞒关键信息：如资金链断裂、规划变更等，导致居民陷入长期等待。

提供虚假情况：如伪造审批文件、夸大施工进度等。

其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：如单方面变更补偿方案、拖延施工等。

救济途径：居民可依据《民法典》第五百七十七条，要求开发商继续履行回迁义务或赔偿损失(包括额外租房费用、精神损失等)。

若开发商明确表示无法交付房屋，居民有权解除合同并主张已支付款项的返还及利息(《民法典》第五百六十三条)。

2. 周转费停发涉嫌违法

法律性质与发放标准：周转费属于拆迁补偿的一部分，依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第二十二条，属法定补偿项目。其发放需满足以下条件：

协议约定：若拆迁协议中明确约定周转费的发放期限、金额及停发条件，开发商或政府部门需严格履行。

法定程序：若协议未约定停发条款，擅自停发属违法行为。居民可依据《行政诉讼法》第十二条，对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提起诉讼。

停发程序的合法性：若因“资格审核”停发，需明确审核标准、流程及期限，并告知居民异议途径。

居民可申请政府信息公开，获取资金使用、审批流程等证据，若发现公职人员渎职，可向纪委监委举报。

救济措施：居民可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，同时主张停发期间的利息损失及额外租房支出。

若开发商或政府部门拒不履行支付义务，居民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(《行政诉讼法》第九十六条)。

3. 监管部门失职需追责

监管职责与法律后果：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第六条，市、县级政府负有监管职责。若因监管失职导致资金挪用、工期延误，居民可依据《行政诉讼法》第二十五条，对监管部门提起行政不作为诉讼。

追责路径：居民可申请政府信息公开，获取资金使用、审批流程等证据。

若发现公职人员渎职(如挪用补偿款、违规审批等)，可依据《刑法》第三百九十七条追究刑事责任。

4. 集体维权与法律程序

集体诉讼策略：依据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五十四条，居民可推选代表人提起群体诉讼，降低维权成本。诉讼中需重点证明：

开发商违约事实(如工期延误、房屋质量不达标等)。

监管失职与居民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(如资金挪用导致停工)。

财产保全申请：为防止开发商转移资产，居民可依据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条，申请诉前财产保全，冻结开发商银行账户或未售房产。

媒体与舆论监督：通过合法途径曝光事件(如向媒体提供证据、在社交平台发声)，形成舆论压力，促使相关部门介入。但需避免散布不实信息，以免承担法律责任。

5. 政策漏洞亟待填补

统一补偿标准：建议立法明确居民与村民在拆迁补偿中的平等地位，禁止因户籍性质差异导致补偿标准不一。

强化资金监管：参照《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督管理办法》，建立拆迁补偿资金专户，由第三方机构监管，确保专款专用。

完善救济机制：设立拆迁纠纷调解委员会，引入专业律师、评估机构参与，提高纠纷解决效率。

让漂泊者归家，让承诺落地。

分钟寺居民的十年等待，折射出拆迁安置中的深层矛盾：口头承诺的随意性、补偿政策的碎片化、监管责任的模糊性。法律是最后一道屏障，但更需行政权力主动纠偏。正如李先生所言：“我们不要赔偿，只要一个家。”愿分钟寺的钢筋水泥早日化为灯火可亲的居所，让漂泊的灵魂得以安放。